蓝红军：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性翻译思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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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思想是一定时代的思想和理念在翻译方面的体现。100年前的五四运动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和影响。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参与建构中国现代性的同时，也受着五四以来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五四之后，中国翻译思想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呈现出一些质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五四之后，中国翻译学者开始从民族国家角度思考翻译之用，从现代知识分类角度探索翻译之学，以及以世界眼光看待翻译与多元文化。

关键词：五四运动；现代性；中国翻译思想

100年前，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幕。作为一场思想革命、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和影响。在思想和文化上，“五四”常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此前，中国社会由沿袭已久的传统观念所规范与调整，此后,进步与理性开始对中国人的信念产生主导性的作用。五四前后也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对于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学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学者们就这一时期的翻译事件和翻译文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王建开（2003）、平保兴（2004）、张中良（2005）、秦弓（2009）、任淑坤（2009）、蒙兴灿（2009）、熊辉（2010）、廖七一（2010）、赵稀方（2012）等，此外还有一批讨论五四时期翻译问题的研究论文。学者们爬梳整理了五四时期各种译家、译论、译事和译本，描写了五四时期的翻译规范，着重论述了这一时期翻译与中国新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翻译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功能与作用等。

翻译思想是一定时代的思想和理念在翻译方面的体现。考察中国翻译思想史，不仅需要索隐钩沉历史上有关翻译的学说和论述，从翻译文本和副文本中解读阐释出翻译家的思想，也需要考察翻译讨论中相关核心议题的历时变化，结合特定时代背景去挖掘“翻译行为和事件及其背后更深层的理念、价值和思维方式”（夏登山、邵有学 2011：72）。作为中国文化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①的“根本的思想取向在追求现代性”（郑师渠 2009：4），翻译既是追求现代性的工具，也是受现代性思潮影响的对象。学界已经认识到五四时期的翻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面貌”（廖七一 2010：3），但对于五四运动带给中国翻译思想的变化却还讨论得很少。探讨五四运动与中国翻译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探究，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参与建构中国现代性的同时，中国翻译思想是否也发生着现代性的变革？或者更进一步来说，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五四之后中国翻译思想呈现出何种质的变化？本文拟就此做一点考察，尝试对五四运动之于中国翻译思想发展的影响做出回答。

一、从民族国家角度思考翻译之用

五四运动以现代性为根本的思想取向，作为一次影响深远的启蒙，五四运动正式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的征程。“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现代性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力,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载体”（杨春时 2005：50）。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现代性并非目的，而是救亡的手段，也就是说，五四对现代性的求索是“为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杨春时 2001：10）。面对民族国家对现代性的需求，翻译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翻译为民族国家发展服务的思想应运而生。此时中国的翻译思想是现代性思潮的产物,是翻译对现代民族国家发展需求的回应。五四之前，翻译是为宗教传播或王权统治服务的，翻译的民族自觉还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翻译为现代国家独立和发展服务的意识。五四之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翻译开始被赋予了帮助实现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思想蕴含。

五四以前，中国翻译经历了从东汉到宋朝的佛经翻译时期、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清朝末年的西学翻译时期等数个时期，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主流翻译思想。

佛经翻译时期，中国的主流翻译思想是译经家们对翻译之难的认识。对于佛学修为很深的大德高僧而言，“诚心爱法”是译经行为的出发点，“如实观”是指导翻译的根本原则，译经家们自觉地用极忠实的态度求取和再现佛经原文要义，因而“忠实”并不成为问题，而“如何译”方能求得正解、传到真经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佛经译者并非只围绕着文与质、直译和意译进行辩论，具有代表性的译论家更为关切的是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如“名物不同”、“名实之变”、“文体殊隔”、“音义同异”等。支谦的《法句经序》标志着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理论论争的开始，该序“首次提出了译事之不易”（陈福康 2011：7），指出了翻译的困难在于“名物不同”，并基于此提出了明确的翻译主张。鸠摩罗什将翻译比喻为“嚼饭与人”，同时指出了产生这一问题的翻译困难所在——原文和译文“殊隔文体”。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全面归纳了影响翻译忠实的因素，指出了容易导致失去经文本义的五种情况，和翻译所涉主体间的各种距离造成的困难。彦琮的“八备说”则是译者要克服和解决这些翻译困难需具备的能力、品德和素质。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和中国本土学者一起开展了科技翻译活动，推动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出现。传教士译者发表了诸多对翻译的看法，他们讨论得最多的也是“译事之难”的问题（同上：49）。中国本土译者则主要论述翻译的重要性，提出了实用主义的翻译思想，如：徐光启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同上：54）；李之藻、杨廷筠等提出重视科技翻译、以图强盛的建议；王徵指出要翻译西方书籍以“资耳目”、“资手足”、“资心”（同上：64）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翻译思想开始分化，对于西方传教士译者而言，传播基督教才是目的，科技翻译只是他们完成自己宗教使命的手段，他们更关注如何兼顾宗教使命与受众需求，而中国本土译者思考的是以翻译实现强盛，作为士大夫，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译以致用”于王朝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向西方学习，翻译活动日益受到重视。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开创了西学翻译的高潮，有识之士努力寻求救国图存之途，积极发表有关翻译目的、功能、组织和人才培养的论述，冯桂芬、马建忠、康有为、梁启超、高凤谦、罗振玉等分别发表了他们的翻译主张。这时宗教翻译早已行远，翻译学者不再讨论如何传递佛陀的深言要义，以渡众生于苦厄，而是以译书为“新政”，强调翻译的强国功能，官员学者们从翻译政策制定、翻译机构设置、翻译人才培养、译书选择、译风改善、译名确立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意见，但这一时期讨论翻译的多为维新派和洋务运动倡导者和政治家，他们的相关观点主要以各类奏表、译本序跋等形式发表，他们对翻译之“用”的讨论也基本上是为王朝的时势之需服务。

从五四时期起，中国翻译研究的问题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者们引入了区别于宗教与封建的现代性思想，开始从民族国家命运的角度考察翻译的社会功用。这一时期发表翻译论述的多为五四运动的先行者，语言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接受了西方现代性熏陶的思想家等。他们学贯中西，志在民族强大，倡导西学，推动新文化运动，身体力行进行文学和思想革命，对于翻译作为文明、文化之策有着十分强烈的意识，此时的翻译思想不是为“家天下”服务，而是为民族、为国人、为社会发展服务。如胡适提倡为了引进西方的文学方法而翻译，他说“创造新文学……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希望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陈福康 2011：172）。梁启超的翻译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在翻译方面的体现，在他看来，“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郭双林 2011：77）。郑振铎更是强调“翻译的大功用”（陈福康 2011：186），指出译者在翻译介绍时要考虑“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同上：189）。茅盾也认为如果没有翻译，将无以“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同上：197）。蒋百里指出“翻译事业与国语运动相互为表里”，呼吁“以翻译事业完成创造国语之责任”（同上：208）。朱自清认为“翻译是介绍外国文化到本国来的第一利器”（同上：210），鲁迅常以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的故事，来比喻翻译的意义，号召译者“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同上：241）。瞿秋白提出了“翻译应当帮助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的论点（同上：257）。贺麟指出翻译的意义在于“使西洋学问中国化，灌输文化上的新血液”，从而“争取思想自由，增加精神财产，解除外加桎梏，内在化外来学术”（同上：282）

五四之后，能够发言和实际参与发言的人比清末时期多了很多，思想更为开放自由，对翻译价值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学者们根据现代民族国家在文明、文化、文学、语言、思想改造等方面的发展需要，发表了诸多有关翻译之用的论述。与中国古代译经家将翻译观点寄寓在各种经卷的序跋之中不同，也与清末官员将有关翻译的建议写于奏章不同，这一时期学者主要以《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创造季刊》、《新民丛报》、《甲寅》、《民报》等期刊报纸为发表阵地，他们的翻译思想超越了宗教的精神范畴，甚至与宗教毫无关系，他们发表译论也不是为了上谏朝廷，而是为了唤起国民对翻译的认同和重视。

翻译选材是翻译之用的衍生话题。五四时期，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茅盾等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翻译选材的论述，他们认为“最要紧的就是选择材料”（同上：178），译前应先问原书是否有价值，是否到了翻译的地步，译后是否大众看得懂，译作读者会产生何种效果等（同上：181），认为“应选最要紧最切用的先译”（同上：198）。这一时期，出版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出版了大量的科学译著，知识界无需再强调引进西方的科技文献。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希望革新国人的语言、思想和精神，而不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主要目标，因而他们最为重视文学翻译的选材，尤为强调翻译外国革命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如郑振铎认为翻译西方古典文学作品无法担当起影响国家文学界的将来的重任，而“最值得翻译介绍的，是俄国文学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的现实主义作品”（同上：189）。鲁迅希望大家翻译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也主张让青年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以做到“‘知己知彼’”（同上：240）。瞿秋白提倡要“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同上：257）。

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 2005：1），有关翻译之用的讨论并非肇始于五四，关于翻译选材的论题也不是五四时期所特有，但五四之后，中国的翻译思想不是对传统译论中“如何译”认识的简单延续和扩展，它与晚清翻译思想的区别在于将翻译视为现代性建构的手段，开始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思考“为何译”与“译何为”，人们认识到了翻译的语言创新功能、文学创新功能、思想革命功能和社会建构功能，结合出版和传播来讨论翻译的具体问题。

二、从现代知识分类角度探索翻译之学

对现代性的追寻是五四运动的基本特征，而现代性的内涵极为丰富，对于“什么是现代性”，可谓众说纷纭。不过，现代性“最基本的内涵是一种现代理性精神，包括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一点应当没有大的疑问”（杨春时 2001：9）。崇尚科学和理性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而科学主义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翻译思想的现代性发展。科学主义要求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对待研究对象，建构确定性的知识体系。五四之后，中国翻译学者开始展现出将翻译研究当成专门的学问，开展分类研究的意识。

中国传统学术源远流长、自成一体，一直保持着迥异于西方的特色，“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钱穆 1975：5）。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始自“六艺”，后来又有“七略”和“四部”等分类。无论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还是“经、史、子、集”，都不是按学科划分的，中国传统知识各部类之间界限并不明晰，内容常交错互蕴，没有判别和建立知识体系的标准。在这种学术传统的影响下，晚清之前的中国翻译思想中根本就没有对翻译知识的分类，更没有产生过现代性翻译学科的概念。五四之后，中国学术开始从“文史哲打通”向“学科专门化”转变，“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引入对于人们更精细地、更深入地观察研究对象，注重逻辑和演绎等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提高研究的效率，加快传统学术的转型均起到了很大作用”（叶继元 2009：19）。

五四之后，中国翻译学者开始从现代知识分类的角度来认识翻译知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参与了对翻译的讨论。二十年代后开始出现专门的翻译论著，如蒋翼振（1927）的《翻译学通论》、吴曙天（1933）的《翻译论》、杨镇华（1935）的《翻译研究》、黄嘉德（1940）的《翻译论集》、张其春（1949）的《翻译之艺术》等，虽然数量不多，但体现出翻译研究的专门化程度加深，已逐渐成为受人认可的一门学问。其中尤为体现出翻译学科意识和翻译知识分类意识的是《翻译学通论》和《翻译论集》。

《翻译学通论》共分为12章，实际上是12篇文章。第一章“导言”包括“正名”和“原起”两节，其他章节内容分别为梁启超、吴挚甫、严复、胡以鲁、容挺公、章行严、胡适、傅斯年、何炳松、程瀛章等的译论，以及“蒋翼振翻译学概论”。《翻译学通论》集中呈现了清末民初我国学者对翻译的重要论述，也展现了蒋翼振自己的翻译思想，他本人撰写的部分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该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以《翻译学》命名的论著，体现了作者以专门的学问来对待翻译研究的态度，启发了中国学者最早的翻译学科意识，奠定了中国翻译理论的格局特色，不过全书“还缺乏科学的方法与体系，作者的论述是随感式的、评点式的、散论式的，有铺展之势而无聚合之力——缺乏理性的描述、清晰的层次和科学的系统”（方梦之 2011：46）。该书也未区分翻译者、翻译批评者和翻译研究者这三者，表明当时的翻译学者并没有认识到翻译认识活动、翻译实践活动和翻译批评活动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翻译论集》分为四辑。第一辑“翻译通论”收录了严复、林语堂、胡适、周作人、傅斯年、艾伟、鲁迅、曾虚白、陈西滢、吴稚晖、郭沫若、朱经农、吴挚甫等人论译文章14篇。第二辑“论译名”编录了胡以鲁、容挺公、章行严讨论译名的文章5篇。第三辑“论译诗”收编了曾孟朴、成仿吾、刘半农的诗歌翻译文章3篇。第四辑“翻译的历史”收录了胡适的《佛教的翻译文学》、郑鹤声和郑鹤春的《科学翻译史》（节录）2篇。该书将对翻译的一般问题讨论、翻译史研究、译名研究和诗歌翻译研究分开呈现，既展现出当时我国学者在各分支领域取得的成果，也展现出作者将翻译研究视为一门由多分支领域构成的专门的知识体系的意识。

五四之后，翻译学者的现代学术意识增强，科学主义所强调的分析性思维方法还表现在对翻译类别的认识上。刘半农、茅盾、朱自清、郁达夫、闻一多、陈茜滢、林语堂、周作人、金岳霖等学者对翻译进行了各种类别的划分。总体说来，学者们划分翻译的类别丰富、角度新颖，既有根据翻译方法的划分，也有根据翻译内容的划分，有根据译者内外在条件的划分，还有根据译者的身份和动机的划分。这些分类已跳出了“一分为二”的简单性思维，在中国翻译史上从未有过，体现了学者们对分析和综合方法的把握，推进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达到了翻译思想的新高度。例如，周作人在《谈翻译》文中将翻译分为职务的、事业的和趣味的三种，认为职务的翻译是完全被动的，因职务关系受命令而翻译，事业的翻译是以译书为其毕生的事业，是最值得赞赏的，而趣味的翻译指译者的工作纯粹从其兴趣出发，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爱情的工作”（罗新璋、陈应年 2009：540-544）。周作人对翻译的划分可以很好地解释译者的翻译动机及其主体性的差异，对于今天的翻译现象也依然富有解释力。

五四之后，学者们科学意识增强的另一个标志是对译名统一的重视。清末倡导科技术语统一并为之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是傅兰雅、狄考文、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五四之后则以中国学者为主，胡以鲁、容伯挺、章士钊、罗振玉、朱自清、许地山、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都发表过文章讨论译名问题。黄嘉德（1940）的《翻译论集》第二辑“论译名”编录了胡以鲁的《论译名》、《科学名词审查会物理学名词审查组第一次审查本凡例》、《科学名词审查会化学名词审查组第一次审查本说明》、容伯挺的《致甲寅记者论译名》、章士钊的《答容挺公论译名》等五篇文章。译名讨论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对提高翻译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提高了科技交流的效率。据不完全统计，迄1941年已完成译名统一的学科领域有80种（李亚舒、黎难秋 2000：325）。

学科分支领域的分化与深化是现代学科意识的重要表现。五四之后，中国学者开创了一个重要的领域——翻译史研究。虽然古代已有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梁慧皎的《高僧传》、唐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宋赞宁的《宋高僧传》等辑录了我国佛经翻译的史料，但都是从经学角度所做的整理，并非从学科角度对这些史料进行的研究。五四时期学者可谓开创了我国对翻译史的专门研究。郑振铎1921年发表了《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对俄国历史上的文学翻译家进行了研究，借以阐述文学翻译对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陈福康 2011：188）。蒋百里也于1921年发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对西方历史上的翻译运动史进行了回顾，以观照当时中国的翻译事业（同上：207）。贺麟1925年在《严复的翻译》的附记中提到了撰写《翻译西籍小史》的提纲，并呈现了他对明清以来中国翻译史的分期的见解（同上：279）。胡适在其1928年的著作《白话文学史》中第九章、第十章分别有《佛教的翻译文学》上下部分，对二世纪到五世纪我国佛经翻译文学进行了整理，阐述了各时期佛教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郑鹤声、郑鹤春于1930年出版了合著《中国文献学概要》，其中第五章为《翻译》，分为“佛典翻译”和“科学翻译”两部分，梳理了这两方面的史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该书是首次对中国科学翻译史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总结，他们将我国科学翻译史分为三期：自明末迄清初为第一期，自道光以降至清末为第二期，自严复以后为第三期。

在翻译史研究方面最为深入的是梁启超，他是最早从思想史角度对佛经翻译史进行考证研究和系统分析的学者。梁启超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发表研究我国古代佛经翻译文化史的系列著述，如《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佛典之翻译》和《翻译文学与佛典》等，从文化价值的层面，对佛典翻译之流变和与文学文化发展之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全面评述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考据了我国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翻译活动，深入地研究了译经的历时发展，对长达700余年佛典翻译的源流、演变、译家、译场、文体、译本、译法等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优劣、得失作了客观而独到的概括和评论，为我国翻译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按翻译主体和翻译方式将佛典翻译划分为三个时期，不仅勾勒出佛经传译之源流、风格及特征，还归纳出翻译之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国语实质之扩大”、“语法及文体之变化”、“文学情趣之发展”（梁启超 1997：3805-3808）。梁启超对佛经翻译史的研究充分展示出学术大家对史学方法的精深把握，他掌握的史料丰富详实，描述生动，分析客观，立论严谨，剖析深刻，其作品成为后来学者研究我国古代译论之争的重要参考资料。他把佛经翻译研究从经义阐释和译技探讨中解放出来，通过历时描写揭示出翻译的对中华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与意义，促成了佛教史研究、文学史研究和翻译史研究的交叉与结合，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极具学术价值。

综上可见现代学术研究对我国翻译思想发展的影响，五四之后，翻译学者从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中走了出来，开始从现代知识分类的角度考察翻译之学，采用了更多的分析方法，分门别类地对待翻译知识，创立了翻译史研究、术语建设等的分支研究领域，从而推动着中国翻译研究向现代转化。

三、以世界眼光看待翻译与多元文化

五四运动追寻的现代性由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重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所提倡的基本内容包括科学、民主、新文学和新道德，相应的是反对迷信、专制、旧文学和旧道德。正因为五四运动的基本内容有对“旧”的扬弃，不少人误以为五四运动反对一切传统。而实际上，五四运动的主要目标不是反传统，而是追求进步。在新文化运动宣言书《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勉励青年以“世界的而非锁国的”（陈独秀 2009：159）的眼光，打破保守、讲求进取。以开放的、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事物也是五四运动之现代性思想蕴含之一。

语言、文化、民族等是翻译所“跨”的基本维度，因而有关翻译的语言观、文化态度、民族身份意识等都是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翻译思想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语言、文学方面的创新意识和包容、开放的世界文化观。这都得益于五四运动对世界眼光的强调。世界眼光是抛弃本位主义的眼光，它不仅意味着打开眼睛看世界，译介西学，悦纳西方文化和文明成果，还意味着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我和他者，以平等包容的心态看待文化的差异和多元。

胡适1919年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说，“新思潮的精神是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唯一的目的”是“再造文明”（胡适 1998：558），五四运动“再造文明”不是将“传统文明”彻底抛弃，提倡“新文化”也不等于毫无批评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为了纠正世人对新文化运动的误解，陈独秀1920年特地撰写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文中，他说道，“……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陈独秀 2009：219）“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同上：221）。可见，五四对现代性的追求，是源自文化进化的观点，并不将中西的差异看作绝对的先进与落后，也不是将文化创新看作是对西方文化的搬用。通过翻译引进西学是为了“输入学理”，是作为实现“再造文明”目标的手段。以“评判的态度”整理国故，用科学的方法发掘和整理传统，这是五四“新文化人对待传统文化的共同的态度”（洪峻峰 2001：52）。在五四之后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前面所述及的郑氏兄弟、胡适、梁启超等以现代学术的态度和方法对中国翻译史开展的研究就是十分有力的例证。

而另一方面，五四时期也有着从清末延续下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辜鸿铭就是清末维护旧文化的代表性人物，然而辜氏为人所称道的是他将《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华典籍外译出去，他有意面对西方读者，向他们宣传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让他们感受“中国人的精神”②。辜氏在翻译中“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加了一些注释，引用了非常著名的欧洲作家的话”，“征召这些欧洲读者熟悉的思想系列”（辜鸿铭 1985：346），很明显，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译介方式是相当现代的。五四之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所体现的仍然是一种现代精神”（孙媛 2012：93），它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地推动建立平等的文化态度，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五四之后，中国译者有了明确的文学和文化外译的意识，并为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如，1930年，梁宗岱在巴黎出版了《陶潜诗选》，第一次把陶渊明的作品介绍到法国（马祖毅、任荣珍 1997：194）。1930年代，敬隐渔翻译了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徐仲年翻译了《孔乙己》，汪德耀翻译了谢冰莹的《从军日记》，戴望舒翻译了茅盾的《春蚕》以及丁玲、张天翼、施蛰存等人的作品（同上：202-205）。1935年之后，林语堂用英文撰写了《吾国与吾民》《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等著作，以译写的方式将中国文化的理念和概念介绍给英语世界。毫无疑问，正是译学者们有了平等开放的世界眼光，才会以如此自信的态度看待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进而努力地将中国文化推介出去。

五四运动倡导自由和平等，承认文化的多元与平等是五四现代性的应有之义。五四运动时期，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开始传播，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思想也渗透到了翻译领域，译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译介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如1918年6月胡适与罗家伦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们所译的易卜生的《娜拉》，这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热烈讨论，从而极为有力地促进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薛绍徽这样的著名女翻译家，而“五四运动之后的女性翻译家不管是在人数上，还是在翻译所涉及的语种与体裁上，抑或是在译书的数量与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五四以前”（谭芳 2007：70）。例如，谢冰莹1931年翻译了纪伯伦的《先知》，赵萝蕤1937年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她们的译文都引起了当时学界极大的反响。

女性译者的崛起，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引入，这推动了中国性别方面的价值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从语言、文学入手消除性别歧视的思想很快延伸到了翻译研究领域。吴曙天（1933）的《翻译论》就反映了我国女性学者对翻译问题的思考。吴曙天原名吴冕藻，人称“翼城才女”，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几位“女士”写家之一。1933年1月她编选的《翻译论》一书由光华书局出版，著名学者林语堂写了长篇序言《论翻译》，林语堂在该序言中讨论了若干翻译理论问题，提出了“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和“音美、意美、神美、气美、形美”等“五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翻译思想。该书是本研究所发现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由女性知识分子编著的翻译著作，该书也展示出女性翻译学者获得了男性学者的认可。从此，这种学术面前男女平等的思想开始成为了中国翻译学术思想的现代性成分。

四、结语

五四运动及其影响构成了一幅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宏大图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五四运动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注入了初始的动力。深植于五四运动精神土壤之中的中国翻译思想，无论寄于翻译实践，还是载于翻译论述，都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五四之后，中国翻译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征，成为了哈贝马斯所说的“使时代精神不断更新着的现实意义得到客观表达的东西”（哈贝马斯 2018）。然而，和现代性一样，五四运动也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鉴传今 2009：9），我们探讨五四运动在中国翻译思想史上的意义，不只是为了“回到历史的现场”，对这一事件的重要性进行评估，而更是为了认识和继承五四精神，继续五四运动所开创的民族振兴事业，从翻译的角度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回答人类文明发展所提出的时代问题。

注释：

① 严格地说，“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非指同一事件。“五四”运动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爱国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是“五四”前后由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则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发展与继续。因而人们常将两者合而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②《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用英文所写，于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译成德文，之后又被译为法语、日语等多种语言，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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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翻译思想研究”（15BYY020）。

作者简介

蓝红军，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山杰出学者”。研究方向：翻译学理论和翻译批评。

本文原载《外国语》2019年第5期，第87-95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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